历史上诸葛亮躬耕地|四说诸葛亮的躬耕地

四说诸葛亮的躬耕地

文| 夏廷献

01

细品诸葛如何说

——一说诸葛亮的躬耕地

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当年的躬耕地到底哪里？这是近些年在一定范围“炒”得很热的问题，说法也很多。概括起来，大体有“四说”：

“南阳说”；

“襄阳说”；

“南阳襄阳都是说”；

“南阳襄阳都不是说”。

令人奇怪的是，这“说”那“说”，都没有仔细听听当事人诸葛亮自己怎么说。

诚然，各“说”都引用了诸葛先生《出师表》的话：“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但不知什么原因，研究者大都是“虚晃一枪”，便“顾左右而言它”——自己“说”起来了，没有再沿着诸葛的思路“说”下去，把先生自己说得很明白、很清楚、很确凿的问题，搞成了“众说纷纭”，搅成了一锅粥（这是不少“学问家”的通病）。

其实，诸葛先生在自叙“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之后，紧接着便说了“躬耕于南阳”的原因：“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一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保命。什么地方易于“保命”呢？只有远离政治、军事漩涡中心的地方。当时，这个地方，只能是离诸侯刘表所据的襄阳270多里的南阳，而决不会是连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都不能呆下去的争斗中心之一的襄阳。（注：相当于今日军分区司令的诸葛玄，从江西到襄阳，看到刘表嫉贤妒能难以相处，便离开襄阳，途径南阳到了今日的平顶山市——该市有其墓地为证）

二是“不求闻达于诸侯”——埋名。不想让诸侯们知道自己。哪个地方易于“埋名”呢？只有远离诸侯的地方。当时，合适的地方就是南阳——既可以躲开襄阳刘表的视线，又可以不受到许昌曹操的瞩目（这也是17岁的诸葛亮没有跟着叔父去平顶山的原因）。若是像“襄阳说”的那样，先生在襄阳近郊躬耕，和达官贵人来往密切，埋名，其不成了一句假话。先生在《出师表》中不会说、也不敢说假话的。

诸葛亮在说明自己“躬耕于南阳”的原因后，十分明确地说出了躬耕的具体地点是“草庐”——“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诸葛说的“草庐”，可以理解为用茅草搭成的小屋，也可以理解为用“草庐”命名的书房、院落、村庄、地名。

从17岁到27岁的诸葛亮，还是一介布衣，要维持温饱和读书的“体面生活”，起码得有住、厨、书、储等用房，得有放农具、养牲畜、饲家禽的地方，一两间茅草屋显然是不够的。且为了生存和了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信息，在传播媒介十分不发达——主要依靠口传和信传的情况下，不可能离群索居在偏僻地方，必然和当地村民乃至级别较低的官吏密切交往。不然先生决不会有“草庐对”中所展现的“三分天下”的雄才大略。当时南阳是东汉的“南都”，经济文化发达，在这里躬耕，可以满足先生生存和掌握信息的需要。

因此，先生说的刘备三顾的“草庐”，起码是一个院落，很可能是南阳城西南几里地的一个村庄，一个地名，决不会是一些人认定的离襄阳城20多里的深山老林。

诸葛先生在说出自己“躬耕于南阳”的具体地方是“草庐”后，还说了离开这个地方“尔来二十一年矣”。二十一年，尽管戎马倥偬，但以先生的智慧，不会把浸透了自己汗水的躬耕地——南阳草庐忘却的。

以上几层意思，均是先生在公元227年给后主刘禅上《出师表》，回顾自己的经历、感谢先帝的知遇之恩时，含着眼泪说的。

先生作为一个以“大忠”闻名于世的政治家，在写这篇“政治交待”时，情深意切，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他说为了保命、埋名而“躬耕于南阳”“草庐”，就是南阳草庐，不会是别处。

先生作为一个十分通晓天文地理的军事家，对生活过10年——南阳草庐以及周边的地形、地貌、地名是清楚的，不会把南阳、襄阳的地理位置、归属关系搞错，他说躬耕于南阳草庐，决不会是襄阳隆中。

先生作为一个“一生唯谨慎”的贤臣名相，给后主上书，遣词造句，必然字斟字酌，决不会随意地、笼统地、大而化之地、张冠李戴地写个地名。他毫不含糊地写了“南阳”“草庐”，自然就排除了南阳草庐以外的地方。

总而言之，只要我们对诸葛先生平生的为人处事特点有所了解；对先生亲笔写《出师表》时的背景和心情有所体察；对先生从“臣本布衣”到“尔来二十有一年矣”的“自传体”公文上下贯通品味一番，就会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草庐”。刘备三顾的地方就在这里。

名垂青史人争说，

躬耕何处说法多。

不管这说与那说，

细品诸葛如何说。

02

为何争了上千年

——再说诸葛亮的躬耕地

诸葛亮的躬耕地到底在哪里？南阳、襄阳两地争了上千年，各说自己的地方是“正宗”。

拜读“南阳说”“襄阳说”的研究文章后，一个突出的感觉是：“两说”是在“三没有”——没有物证、没有“共同依据”、没有“裁判”的情况下“论战”的。

不解决“三没有”的问题，还会再争它上百年、上千年、上万年。

先说物证问题。南阳、襄阳两地，历代陆续所建的“武侯祠”，尽管富丽堂皇，颇具规模，但都是纪念性的建筑。没有一房是“原装”，没有一草是“原生”，没有一物是“原件”。这也难怪，当年先生栖身的“草庐”、用过的物品、读过的书本，即如埋入地下，不可能永垂不朽，让今人当作“遗址”“文物”挖掘出来作为“凭证”。当年一个小青年耕过的土地，不可能留下什么“纪念碑”，土壤的成份不可能“与众不同”。所以，要想找到躬耕地的“物证”，目前看，几乎是不可能的。南阳、襄阳均无这方面的优势让对方折服。

再说“共同依据”问题。没有“物证”，只能靠“史料”为依据。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两阳”研究躬耕地问题的专家，把正史、野史、碑文、志记都“搬”了出来，把史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诗人都“请”了出来，“引经据典”，“据理力争”。座谈会、研究会、新闻发布会，相继召开。“争取群众”“扩大影响”，沸沸扬扬，很是热闹。局外人感到“两阳”说得似乎都很有理，不知该信哪一家。

其实，正史也好，野史也罢，都不是“实况录音录像”，均有漏洞；史官也好，其他什么“家”也好，都不是永远正确的“神仙”，均会说错话，写错文章，干错事情。上下几千年，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一致是司空见惯的所事。后人如果“各取所需”，“找异弃同”，都可以找到自己论点的“根据”。

这样说来，是不是没有共同认可的“依据”了呢？不是。至今双方都没有对其真实性提出疑问的《出师表》，应该成为“统一认识”的依据。别的史料，尤其是诸葛亮身后几百年、带着感情色彩、怀着不同目的的人写的“史料”，只能作为一般性的“参考件”。如果把这些后人的话，当作“主证”“例证”“旁证”，“证来证去”，把诸葛亮本人讲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话“证”翻了，岂不是荒唐可笑。这样做出来的“学问”，还能叫做学问吗？

三说“裁判”问题。竞赛、论战、公案，一般来说，应有裁判决定“胜负”。躬耕地问题，论战千年没有结果，就是因为没有裁判说话。问题拖到今天，请谁来当这个裁判？恕笔者直言，谁也不敢来当这个裁判，谁也没有资格来当这个裁判，谁也没有这种绝对权威可以一言定乾坤。

这样说，是不是请不到躬耕地问题的“裁判”了呢？不是。这个裁判不是今人，不是洋人，也不是其他古人，而是诸葛亮本人。只有先生本人，才有这个资格，才有这个权威。先生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一是布衣；二是种地；三是南阳。这就是“评判词”“判决书”。不符合这个“判决书”的说法，无论他是什么“史学家”还是“地理学家”，无论他多么“德高望重”“著作等身”，无论他说得多么有理，多么有力，也难以服众。因为人们相信诸葛亮先生本人“自传”的说法。

总之，这个找不到“物证”的、争了上千年的问题，从学术上说，应该排除各种因素的干扰，以诸葛亮先生的著作为“共同依据”，请诸葛先生本人做“裁判”，尽快了结这桩“历史公案”，让尊敬的学问家们研究点别的话题，让诸葛先生的耳朵也好清静些。

先生躬耕在何处？

两阳争了上千年。

若请诸葛来评判，

历史公案早了断。

03

看似公允实偏袒

——三说诸葛亮的躬耕地

在关于诸葛亮躬耕地问题的“论战”中，一直存在着一种似乎超然的“调和论”。最有代表性的是清人顾嘉衡所撰的对联：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由于对仗工整、颇有文采，所以流传很广——流毒也很深。这副对联，对躬耕地问题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躬耕地在何处，变成了一个说不清、也没有必要说清的问题。

调和，作为一种处事方法，运用好了，确实可以起到“息事宁人”的作用。尤其是对那些是非界限难以划清的问题，抹抹稀泥，皆大欢喜，未尝不可。但对于是非界限十分清楚的问题，如果也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那就是打击有理的，偏袒无理的。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火上浇油”，越烧越旺。

在躬耕地问题的论争中，以顾嘉衡为代表的“调和论”者，实际上扮演的是“打扁担”的角色。

诸葛亮只有一个，妇孺皆知；躬耕地只有一处，大家公认。如今冒出两地两处，肯定一个对，一个错。“调和论”者，不说一个对一个错，而是两个都对，岂不是贬了对的一方，抬了错的一方。对的一方自然不服，错的一方受到鼓舞，更加振振有词——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出一点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还是可以办得到的。找到了“证据”，再加以生发挥发，越说越有理，越说劲头越大，最后便似乎成了“真理”了。

调和，调和，调而不和。多少年来的实践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个对与错，是与非十分清楚的问题，为什么弄成了“何必辨襄阳南阳”的糊涂局面了呢？窃以为，主要是调和论的“三个障眼法”起了作用。

一是“概念混淆法”。诸葛亮在南阳、襄阳都留下过足迹，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他留下足迹的地方，大体可以称作躬耕地、隐居室、寓居处、下榻处、故宅，这些住地“概念”，意思相近，实质不同。最明显的不同是主人住的时间长短不同。住过的地方和躬耕地是两个概念。不能说诸葛亮在某处游玩、客居、寓居、下榻过几天，这个地方就是“躬耕地”了。调和论者把上述概念故意混淆，给一般人造成了错觉：既然诸葛亮在两地都住过，那又何必辨呢？

二是“避实就虚法”。撇开诸葛亮“布衣”“躬耕”的实质，从“名高天下”的角度“引导”，给一般人造成错觉：既然诸葛亮是大名垂宇宙的伟人，哪里纪念他不一样呢？

三是“简单类推法”。把“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作为“前提”，给人造成“正确”的印象，再推出“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把不可类比的因素混淆在一起，让人觉得“结论”也是正确的。遣词时还把襄阳放在南阳之前，不要小看了这个次序，以为这是韵律的需要，这其实是顾嘉衡玩的花招，这么一玩，就在受众心理上打下了襄阳是“正宗”的烙印，一代一代念下去，襄阳的“正宗”地位就“确立”起来了。

研究诸葛亮的躬耕地在何处，应该研究先生在“名高天下”之前、在没有效忠“先主后主”之前、作为一个“布衣”的栖身处、生存地。那时的诸葛是个雄有大志的“下乡知识青年”，“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是他的立身处事之道。所以，用“心在朝廷”“名高天下”来调和躬耕地的论争，前提和基础都错了。两地至今没有停止“何必辨”，说明这种“有理无理三扁担”式的调和，实际上是有自己倾向性的。据说顾嘉衡是湖北人，这位南阳太守“挖空心思”的杰作，用意何在，不言自明。

平心而论，若真是从“心在朝廷”“名高天下”考虑问题，那应该是另一幅对联：

心在朝廷原由感激先主屈尊三顾草庐，

名高天下何曾忘怀布衣低俗躬耕南阳。

笔者阅读了不少论者的“论据”，感到这些专家忽略了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常识性事实：躬耕地是要有地耕的，如果没有地可耕，那就不能叫做躬耕地。如果这些专家脚踏实地到襄阳的隆中和到南阳的卧龙岗周边考察一下，看一看哪个地方适合年轻人旅游，哪个地方适合一个“下乡知青”10年耕种，就不会跟着再起哄了。

名高天下何必辨，

看似公允实偏袒。

布衣名相大不同，

南阳襄阳要分辨。

04

功夫已在学术外

——四说诸葛亮的躬耕地

诸葛亮的躬耕地在哪里，在先生生前及身后的晋、隋、唐、宋时期，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先生自己讲的“躬耕于南阳”“草庐”。 为何以后越搞越复杂了呢？

一是“流芳百世”的“名人效应”作怪。

诸葛先生去世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宣传的影响，成了大名垂宇宙的伟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范，智慧的化身和代名词。把刘备三顾诸葛亮的躬耕地争到手，沾上智圣留下的芳香，无疑可以提高地方知名度。如果说过去是“争名”的话，如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又加上了“争利”的因素。历史上的蔡京、秦桧、严嵩等，都是和诸葛亮一样“丞相级”的高干，因为“遗臭万年”，不要说争他们的躬耕地，就连出生地都没有人去争。可见，争诸葛亮的躬耕地，并不全是为先生着想，实是为今人，为一方的名利。

二是“照顾情面”的“人际关系”作怪。

国人最爱讲面子。只要有人尤其是有名望的人首先说一件事，就是错了，别人一般也不会当面驳回。久而久之，说的人以为自己讲的就是真理，好事之人再以讹传讹，似乎真成了真理。别的人碍于情面，就更不好说了。研究诸葛文化现象的不少专家在论著中已经得出了躬耕在南阳的结论，但往往又在文章最后留一个尾巴：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似乎很谦虚，实际上是怕得罪人，尤其是怕得罪那些所谓有影响的专家。

三是“理越辩越明”的“思维定势”作怪。

一般情况下，理是越辩越明的。特殊情况，便不尽然。清官难断家务事，就否定了“理越辩越明”。在躬耕地问题的研究中，不少学者主张“理越辩越明”，客观上推动了“南阳说”“襄阳说”的论争。笔者以为，躬耕地，说到底，是个地理概念，非此即彼，没有多少深奥的道理可辩。诸葛先生自己说在南阳草庐就在南阳草庐。后人绕口令式的推出：某某地属于某县，某县又属于某郡，因而……躬耕地不在某郡，而在某县的某地。不仅把问题搞得很复杂，很糊涂，还推翻了诸葛先生自己的话——难道先生连个地名都记不住、南阳襄阳都分不清吗？这样的研究除了耗费笔墨时间精力以外，于国计民生有什么益处呢？推动这样的论争有多大意义呢？

四是“繁琐考证”的“研究习性”作怪。

国人中的一些做学问者，向有繁琐考证的习惯。《红楼梦》明明是小说，他考证为曹雪芹的“家史”。《金瓶梅》明明是传奇，他考证出西门庆宅院的位置，准备重建“供人瞻仰创收”。喜欢繁琐考证的人，似乎不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明白问题糊涂化，就决不罢休，就显不出自己的水平。当然，对一些确实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花一些时间和精力，考证一番是完全必要的，但即是这类问题，也用不着繁琐考证。躬耕地，说破天，就是一个布衣种地的地方，就是平常的一块地，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别说无法考证，就是考证出来，对诸葛文化现象的研究又有多大贡献呢？诸葛先生自己说“躬耕于南阳”“草庐”，你考证了半天，说不在南阳草庐，而是在那个根本无法耕种难以收获粮食的山沟里，这样的考证有多大价值呢？能够说服谁呢？

一般情况下，事物总是由简单到复杂，再由复杂到简单。躬耕地问题，由简单到复杂，不是回归到简单，而是越来越复杂。这种超常规现象，令人生疑，不能不使人感到 ：这个问题已经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轨道，功夫已在学术之外了。至于“之外”的东西是什么，稍微一想就明白了。

诸葛先生已不在，

躬耕何处糊涂来。

简单问题复杂化，

功夫已在学术外。

【作者】夏廷献先生，为南阳籍在京作家、学者。夏先生发表有长篇小说《小河弯弯》《圣雨树:破译吉普赛人在中国消失之谜》，书法理论专著《书道犹兵——中国书法艺术新探》等。他还是范蠡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发表有历史剧剧本《商圣范蠡》（6幕），长篇历史人物传记《范蠡》等。夏先生长期关心南阳乃至河南的经济、文化建设，曾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并被有关方面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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