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撤侨事件真实情况|亲历利比亚撤侨小伙

2023年05月18日 08:20:16 25阅读 0评论

国庆假期，电影《万里归途》的热映，再次点燃人们的爱国热情。这部由张译、殷桃、王俊凯等主演的大片，是根据2011年利比亚大撤侨真实事件改编。

据新华社报道，2011年初，利比亚内战爆发，局势很快失控。暴徒们疯狂袭击中国工地，驻利中企停产。当时，约有3万中国人在利比亚，中国政府决定启动国家一级响应，把在利中国公民一个不少地撤回来。

这次行动中，中国政府共动用91架次中国民航包机、35架次外航包机、12架次军机，租用外国邮轮11艘、国有商船5艘，军舰1艘，历时12天，成功撤离中国驻利比亚人员35860人，还帮助12个国家撤出了2100名外籍公民，被认为是中国军事、经济、外交实力的一次全面展现。

↑2011年，撤离同胞准备登船受访者供图

成都青年朱彤是“利比亚大撤侨”的亲历者之一。那年他25岁，是中建八局驻利比亚分公司的阿语翻译。暴乱发生时，他冒着枪林弹雨，把同事们接送到安全地带，并协助单位领导联系车辆，将上万同胞安全地送到班加西的港口。

“上万同胞，万里路程。这次撤离是一次集体行动，是我们的祖国、大使馆、希腊侨胞、中建领导以及当地阿拉伯朋友们共同完成的。”朱彤不胜感慨，“作为一个中国人，拥有这样一个强大而又负责任的祖国，我感到无比的骄傲、自豪与自信。”10月11日下午，在位于成都的家中，朱彤向红星新闻记者讲述了他在班加西经历的那些危险、紧张、温情、自豪的瞬间……

所在工地遭哄抢和火烧

“那一夜几乎无人入眠”

红星新闻：你是什么时候去的班加西，对那里印象如何？

朱彤：我从小在四川长大，在成都念的小学和初中。2005年，高中毕业后，我去了叙利亚大马士革留学。2009年毕业后，应聘到了中建八局海外事业部利比亚分公司，当阿语翻译。

↑朱彤摄于希腊克里特岛受访者供图

班加西位于地中海南畔，是利比亚第二大城市，距离首都的黎波里一千多公里。那时候的利比亚国内形势还不错，因为没有对外开放旅游，国内工业基础很差，所以自然资源保护得很好。我到班加西的第一印象是，风景很美，社会很和谐，有钱人也不少。

当时中建八局在班加西负责承建2万套住宅项目，分为两个工地，名为1号地块和2号地块。2号地块较大，位于班加西市郊，距离市中心十公里左右。

↑2号地块受访者供图

我去的是2号地块，这个工地长约6公里多，宽4公里多，四周全用围墙围起来，里面有8000多名中国工人，又有中建八局下属的10家分公司，每个分公司负责一个项目的实施。我在隶属于局机关的搅拌站当翻译，搅拌站位于工地的后门，有5个管理人员、60多个工人。

红星新闻：发生暴乱前有什么征兆？当时工地受到冲击了吗？

朱彤：2011年2月17日，班加西街头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队伍，我的阿拉伯朋友说大概在5万到10万人。2月18日，游行队伍冲击了班加西监狱，放出了一些政治犯和流氓混混。

2月19日下午，游行队伍冲击了距离我们所在的2号地块只有3公里远的军营，军营里的武器库遭到哄抢，事态逐渐由游行转变为暴乱。暴乱前恰逢我们的春节，有3个管理人员正好回家探亲休假，当时只有我和会计同事从事管理工作，我们两个都二十来岁。

↑工人组织自卫受访者供图

暴乱中，2号地块遭到哄抢。大概在2月20日晚上七八点左右，有人开车冲击我们的围墙，工人们抵着门不让他们进来。因为我会阿拉伯语，我出去和那些拿着ak47的人交涉，那群人看起来很年轻，大概二十来岁左右，他们想要抢走工地的车。

为了避免人员伤亡，我们把车钥匙交了出去。那一晚，不止我所在的搅拌站和旁边的砖厂，整个2号地块都遭到哄抢和火烧，火光把整片天都照亮了，那一夜几乎无人入眠。

↑朱彤所在项目工地被暴徒纵火受访者供图

为了避免遭受更猛烈的冲击，第二天早上，我们调动挖掘机把整个围墙附近，特别是靠大门有路的地方全部挖出类似于护城河一样的壕沟。

收到短信得知国家正商讨撤离

“我们心里有了期望”

红星新闻：除了这些，还做了哪些应对工作？当时还遇到哪些危险的情形？

朱彤：因为搅拌站经常涉及沙石、水泥等大型材料的供应，我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配合我们材料经理联络沙石、水泥，包括其他一些生产材料的采购、运输以及协调，所以结识了很多当地的供应商朋友。

↑公司在班加西项目示意图受访者供图

2011年2月21日，领导给我打电话，委派我去把各个工地的女同胞、老弱受伤的人集合在一起，送到我们在当地的供应商朋友家中去避险。

当天，我往返了三次去工地接人。在接我们实验室孙主任两口子时，我刚走进2号地块，看到一群人开着皮卡拿着冲锋枪。我一瞬间就愣住了，心里很害怕，当时腿都软了。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心里告诉自己不能跑，因为一旦跑出去，他们一定会开枪射击。

于是，我鼓起勇气走过去，用阿拉伯语和他们打招呼。那群人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来接父母的。接着，他们用ak47抵着我的后背，两把手枪抵着我的胸前，一路用枪抵着我押送到砖厂，接出了孙主任两口子。

红星新闻：在那样动荡危险的环境下，想过怎么脱险或者怎样离开吗？

朱彤：说实在的，一开始没想过怎么离开，当时更多的是想怎么生存下去、怎样避免伤亡，因为那时觉得离开班加西、离开利比亚的希望很渺茫。

真正知道有希望离开是暴乱发生五六天后，2011年2月22日收到了公司发来的短信，内容是党中央、国务院对于利比亚的局势非常关注，外交部、商务部和民航总局已经在商讨运输方案并与联合国等机构协调，请大家放心。

那条短信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从那以后，我们心里有了期望。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该怎样撤出去，除非自己有能力逃跑，但是要想带着这么多人一起安全撤离是不可能的。

后来得到的消息是，我们国家和希腊政府协商，从希腊包邮轮，把我们从班加西的港口运送到希腊的克里特岛和马耳他等国家。

在当地人帮助下组织运输车辆

“我拿着ak47与匪徒对射”

红星新闻：在收到短信后，你还做了哪些工作？期间遇到过什么困难？

朱彤：我们的人如何到港口，成了滞留在班加西的中国人最头疼的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我们没有车辆，局面已经混乱，白天到处哄抢、到处厮杀，晚上七点以后就开始宵禁。从工地到码头有十多公里的路程，如果走过去的话，路上会不会遇到不测和危险？

↑朱彤在动乱中写在衣服上的电话以及日记受访者供图

有一天，我收到了我的领导——中建八局利比亚分公司副总经理樊乃贤的短信，他说准备用车把工人运到码头。他还给我打电话说：“小朱啊，你在外面，组织车辆这个事就交给你来负责。”

说实话，这有点困难。当时，班加西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由各区民众自发拿枪组织宵禁，晚上七点半后禁止任何车辆和人通行。班加西共有一万八到两万中国人，这种体量的人数想在短时间里找到足量的车辆运输难度很大。

最开始，我去找我们的水泥供应商艾门，他们一个家族基本上都从事与建筑相关的工作。他给我们供应水泥，自己有十几辆大卡车，他的弟弟、小舅子、表哥分别在做沙石或拉钢筋材料的生意。

他同意把车借给我们，但是更棘手的问题是联系司机。艾门挨个给司机打电话但都被拒绝了，司机也不敢在这种特殊时期开大车，因为一旦大车被抢，自身生命安全也会受到威胁。打了一圈电话无果后，他带着我挨家挨户去找司机，请他们帮忙开车。

在去找司机的路上，我们遇到了危险，我甚至还拿起了ak47自保。当时，艾门开着大卡车，他让我拿着枪坐在副驾上。我们开车经过一片比较荒凉的地方，看见前面有一道关卡。艾门闪了一下大灯示意，对方没有回应，他冲着车窗外喊：“我是阿拉伯人，我是利比亚人。”结果对方竟然向我们开枪。

我们怀疑那帮人是匪徒，但当时我们没有退路，艾门对我说：“陶菲克（我的阿拉伯名字），你坐稳，我们冲过去，如果对方向我们开枪你就还击。”

那是我第一次用枪，我把枪带子缠到我的手上。艾门开始狠踩油门冲卡，对方向我们的车射击，我立即把头埋下，把ak47架在车窗上，冲着窗外胡乱射击。整个过程大概不到一分钟，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射到人，所幸我和艾门都没有受伤。

红星新闻：最后车辆找齐了吗？当地居民为你们提供帮助了吗？

朱彤：其实前一天，我们找到了十七八辆车，这是远远不够的。很让我感动的是，第二天，有非常多的班加西人主动开车过来帮助我们。

↑朱彤称，当时就是用这种渣土车将同胞们转运至港口图据新华网

当天早上可能五六点，工人就在主干道排起长长的队伍，准备撤离。当时是冬天，很冷，大家好多天没吃好没睡好，所有人都蓬头垢面的。

这种情况下，当地很多司机和老百姓都感到很自责，他们知道我们过来帮忙盖房子，为他们服务，所以很愧疚眼下发生的一切。

我发现拉人的车越来越多，到当天晚上应该有六七十辆。因为我们供应商的车是有标识的，后来有陌生的车辆也开过来，我还跑过去和他们交涉，害怕是坏人把我们的人拉到其他地方绑架了。结果发现他们是当地人，自发无偿地加入到我们的运输车队中，拉着中国人去港口。

在撤离的两三天里，陆续有周边的老百姓过来给我们送苹果、鸡蛋、矿泉水等。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和当地老百姓打交道已经四五年，大家建立了比较深厚的感情；另一方面，我们国家外交政策一直是温和、和平的，中国人给当地的老百姓留下的是友好、和善的形象。

那天，当地人还往我们车上扔毛毯、被子。那个场面很感人，让我觉得人性的光辉是跨越国界的。

红星新闻：到达港口后，大家的状态和心情是怎样的？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场景？

朱彤：到达港口之后，大家看到了船，心情就放松了很多，登船的过程井然有序。感触比较深刻的是，在整个撤离的过程中，不管是我们国家，还是利比亚当地的职能部门，都给予我们最大的便利和帮助。

↑班加西中建公司撤离示意图受访者供图

在码头、港口、海关，中建八局的领导，包括很多接近退休、头发花白的老领导，两三天不睡觉守在港口。那段时间是2月，海边下着暴雨，他们都没有伞，就淋着雨看着工人登船。

我的领导樊乃贤，当时50多岁，整个头发全白了，还一直有胃病，淋着大雨在码头上看着工人一个个上船。我当时想去拿一件衣服给他披上，他一挥手说“不用”。

直到最后一个工人上了船，他说：“小朱，我们再回去计划下明天其他项目部登船的顺序。”后来，我又把他送回工地，他继续去开会。回国半年后，他就因为胃癌去世了。

徐州舰在地中海喊话

“那一刻觉得自己真正安全了”

红星新闻：在返程的过程中，哪一刻才真正放下心来，觉得自己回家了，不用再担惊受怕？

朱彤：在撤离到希腊的时候，我们的邮轮在地中海遇上徐州舰，大家都很激动，因为我们国家的军舰在给我们护航。

当时，徐州舰向我们所在的邮轮喊话：“请同胞们放心，我们一定会保证你们安全抵达目的地，祝你们早日回国，与亲人团聚。”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真正安全了。

到希腊以后，我们完全不紧张了。据我所知，10天之内所有的人就被从希腊送回国。回国后，中建各个项目部的领导都在机场接人，如果是工人身上没有钱，他们就帮忙买回家的火车票或者飞机票，还给一些零花钱。

我想强调的是，这次撤离是一次集体行动，是我们的祖国、大使馆、希腊侨胞、中建领导以及当地阿拉伯朋友们共同完成的。

亲身经历这次撤离后，让我再次感受到祖国的温暖。作为一个中国人，拥有这样一个强大而又负责任的祖国，我感到无比的骄傲、自豪与自信。在面临枪林弹雨和生死抉择的时刻，中建领导、同事的选择和行动，让我敬仰。

红星新闻：回想起整个过程，尤其是在遇到危险的紧急时刻，那一瞬间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会想家吗？

朱彤：从我个人来说，首先第一个是害怕，当事件发生时，比如刚才讲的和匪徒对射，我当时脚都在发抖。但在这些事件过程，我倒不太慌乱，我会想一些办法去应付那些场景。

当那些危机时刻过去，比如说躺在床上，会感觉累和疲倦。为什么会感觉累？因为害怕，怕危机随时会爆发，未知的危险会到来，还会对眼下的事情感到焦虑，比如需要考虑去哪儿找车？去哪儿找药？去哪儿找水、找粮食？工地里又有人受伤需要接出来，你要冒着什么危险去把他们接出来？在那时，你只能想到眼前，甚至只能想到今天最多是明天，只能想一天一天活过去。

至于回家，在我们收到那条短信之前是没有想过的，可能在相对安全一些的状态下、在某个时刻可能会想起爱人、父母，但不会长时间或大段时间沉溺在这个感情中，从而影响到自己对当下的判断和决定。

红星新闻：回国之后有想过再回到利比亚吗？对利比亚和班加西的感情是怎样的？会后怕吗？

朱彤：说实话，很想念那个地方。我一直在想有朝一日一定要回去看一看，再去看一看那片土地和当时帮助过我们的人。我和艾门2019年时还通过电话，知道他一切平安。